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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的外包装来装食品,或因为食堂疏失,错误地把农药当做调料掺到了食品中,没有谁是因为农药残留问题而中毒。进入1980年代以后,有些个案中食品中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购买的食品有了添加物,添加的目的是改变劣质食品的外形、颜色,以次充好。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有了新的发展,食品中毒的原因发生了转移,从原先单纯因为缺乏卫生常识或管理疏漏而引起的病菌或微生物导致的中毒,开始向其他原因的食品中毒转移,而这些新的原因更多地与牟取商业利益有关。接着,“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在上世纪末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伴随着它就慢慢出现了“有毒食品”这个中国特有的词,到现在有毒食品已是家喻户晓,食品安全也是时常在讲了。从食品中毒到有毒食品的发展轨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东方早报:从食品中毒到有毒食品,你认为导致中国食品行业生态如此恶化的原因主要有哪些?阎云翔:不光是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代表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现象。食品中毒基本上都是因为疏忽大意、缺乏知识而引起,没有人是有意的;而有毒食品是食品的生产者,或食品流通、销售环节中的运输者、保管者、零售商等,他们有意识地加了有毒的化学成分、添加剂来达到牟利的目的。有意还是无意,这是最根本的区别。“有毒食品”这个词的出现还蛮晚,尽管现在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词,具体来说,就是“毒奶粉”、“毒馒头”、“毒火腿”、“毒猪肉”、“毒海鲜”等等。食品从生产的那一端开始,就应该是为了人们的健康与营养而存在,人为的有意识地添加毒素这种现象简直不可思议。安全感缺失导致道德底线屡被突破东方早报: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毒食品如此大面积地出现?阎云翔:深入探讨产生有毒食品现象的社会原因,首先一定要强调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有毒食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这一个现象本身,当代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存在三个层次,即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由于现代化生产、流通、消费方式所带来的非安全食品问题以及我们独特的有毒食品问题。从社会学意义上分析产生有毒食品的原因,有几个层次。最表面最常见的层次,是利益驱动问题。厂家、运输商、零售商在食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牟取利润,包括添加一些有毒的成分。从政府监管部门来讲,这也跟整个食品行业的非正规化有关系。因为我国食品行业从生产、流通到零售,家庭作坊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家庭作坊首先是小本经营,利润非常微薄,为了追逐利润,有些人可能就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同时大量的家庭作坊又使得整个监管非常困难。但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有限,因为很多大公司也卷入了食品安全丑闻,譬如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所以生产规模的大与小本身并非最重要的原因。不良商人谋利是直接原因;但是否因为谋利,人们就一定要突破道德底线?如果说他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谋取利润,如果他们觉得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应该而且可以通过自己长期的辛勤努力而获得,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在牟取暴利背后可能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就是这个社会变化得如此之快,每一个人都生怕被这个社会落下。因为在这个社会剧变的背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功利心态的背后实际上是全民共有的缺乏安全感的心态,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态导致所有人都在想尽办法为自己多谋取一丝安全感,而谋取安全感的主要途径是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也就是多赚点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谋取利润变得如此必需,以至于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缺乏安全感导致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恐惧,这种恐惧驱使人们采取赌博的、非理性的短期行为方式来牟取暴利。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很多人都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不公平。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财富的分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公平现象,很多人觉得自己作为个体被排挤出了整个公平竞争的渠道。很多国内学者指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基本固化,生活机会分配的大势已经形成,尽管有少数个体还能够通过非常卓越的努力来彻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实现社会流动方面的飞跃,但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譬如1990年代初期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希望,都觉得跳下商海畅游一阵,最后能赚得盆满钵满,都认为自己有自我发展的机会。但如今在这个社会流传的是“拼爸爸”之类的说法,恰好和那个时候形成一个对比。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平感使得很多个体觉得既然整个结构如此固化,如此不公平,如果自己要采取某些非常规、非道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将这种行为合法化。他会认为,比他做得更差的或者是道德上更值得怀疑的大有人在,而其中的很多人很可能都还混得不错,那么他做的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有毒食品“毒害”社会信任东方早报:你说当代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存在三个层次,具体如何理解?阎云翔: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导致的风险也不一样。第一个层次是食品卫生问题,就是科学家致力于解决的层次,或因知识不足,或因条件不好,或因科学手段不具备,导致了食品安全。它导致一种很传统的风险,是可以治理而且很容易治理的。在整个当代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的背景下来考察,这种传统的、常规的食品卫生问题也产生某些重要的变化。首先,我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消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我们开始习惯于要尽最大可能、尽快地满足个体的种种欲望。我们希望能在一年四季都吃到我们想吃的食品,而且这些食品最好是又干净、又美观、又可口、又易于加工处理;结果就导致了以下情况:第一是反季节种植,第二是通过长途运输来达到对于市场需求的充分满足,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其他地方来的比较奇异的农产品或食品,这就导致在运输和保鲜过程中要使用大量的保鲜剂等添加剂,使用新的、现代的技术和化学成分。当我们的口感越来越苛刻,越来越要求方便、可口、美观,生活中便充斥了大量的半成品、方便食品、快速食品。这些食品都是经过加工或半加工,又会凭空增加很多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如果管理不善都会产生食品卫生方面的风险。再加上难以监管的小型家庭作坊在整个食品行业占有很大比例,就可想而知这里面为食品卫生的漏洞提供了多大的空间。在我们的社会大步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可能被数倍地放大了,无论是产生的形式还是产生的原因,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即使是这种传统的风险,也具有了某种现代的特征。第二个层次我将其称之为非安全食品,指的是因为现代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导致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或潜在的问题。这个层次更接近西欧北美讲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后工业化社会制造出来的风险。首先,很多现代的生产技术极大地增加了农产品的产出,比如说转基因食品,但它导致的长期后果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包含潜在的风险。其次,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对于高质量、高热量食品的大量需求,导致畜牧业、禽蛋类、肉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地采取西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又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添加了很多不确定的甚至具有高风险的因素。比如说养鸡业已经从传统的散养发展到大规模的笼养。由于笼养容易发生鸡瘟,所以小鸡仔进笼后就要不断地打药,我访问过的鸡厂基本上每七天打一次药,在饲料中也大量添加各种抗生素和生长剂,导致现在的鸡生长速度特别快。但是,这样饲养的肉用鸡整个就是一个药罐子!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强的市场需求,跟整个消费方式的改变连在一起。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肉制品的消费成倍地增长;以前过年才吃肉,现在天天吃肉。譬如,2005年中国全年肉产量是7800万吨,将近全球肉产量的29%。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当然要有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了种种不安全的因素。这就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一是消费方式的转变,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这两个转变又互相作用。消费方式转变了,要多生产,而多生产了,也相应地要多消费,整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这就非常符合风险社会理论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但即使在后工业现代社会风险这个层次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大规模现代农产生产方式中,按规则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也在随着每一次出现的问题而研究对策,不断地增加新的规则力图限定可能产生的种种风险和危险因素。比如说抗生素的使用或者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国际标准每年都在变,且越来越严格,某些有明显危险的东西会被禁止使用。在中国,当政府的食品监管部门做到了这一步时,具体的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会遵守这个规则?从媒体的大量报道来看,问题恰恰出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书面规则而言,我们可能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可是在具体执行中恰恰出现了很多差错。中科院一个研究团队做的关于死鸡的调查就是一个例证。按照他们的研究,中国每年需要消费47亿只鸡,但这47亿只鸡绝大多数都是在现代化的农场以笼养的方式饲养。这种笼养的方式,早已经被证明有较高的死亡率——5%的死亡率,所以每年大致有2亿只左右的死鸡。他们研究的焦点是这2亿只死鸡都哪儿去了?经过多年的调查他们最后发现这些死鸡最终以各种方式回到了食物链中,又被我们消费掉了。比如说刚刚死掉的病鸡就会被卖到做烧鸡的作坊,质量再差一点的就会卖给做香肠、鸡肉肠、火腿肠之类的食品加工厂,最差的已经基本腐烂的也不会被扔掉,粉碎之后再搀回鸡饲料中。生产者本身知道这些病禽死鸡不能吃,他们自己也不吃,最后都卖给了不知道底细的陌生人。最让人震撼的是,这个研究团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禽类医院的专业人士卖病鸡,他们让养鸡的人把病鸡送来做化验,大量收集后再卖给从事肉类加工的厂家。专业人士完全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他们和制造有毒食品的厂家或者销售有毒食品的商家都一样,明知其害人还这样做。只要这些东西不是给自己或者熟人享用,而是卖给陌生人的,那就可以不顾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根本没有把陌生人当成是同类,所以那种不可害人的道德标准就不适用了。1 2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阎云翔:当代中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存在三个层次,即传统的食品卫生问题,由于现代化生产、流通、消费方式所带来的非安全食品问题以及我们独特的有毒食品问题。这就在现代性带来的不可控制的风险之上又添加了另外一层风险,这个风险我称之为信任风险,而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有毒食品问题,这是我们独有的,在别的社会很少见,至少没有如此大规模地爆发。有毒食品的基本特征便是人为地有意识地往食品里加毒。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迈过良心这道坎,是怎么迈过去的?应该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量。山寨文化的流行可能是个大背景,但有毒食品跟山寨文化不一样,有毒食品是通过添加有毒物质把它装扮成好食品,而山寨产品并不装假——卖的就是山寨。有毒食品的起点是欺骗,伤害的是别人的健康。有毒食品表现出来的风险首先是政治风险,监管正在失去效用,失去公信力。但作为从社会学角度做研究的人,我更重视的是社会风险。我将整个有毒化学元素带来的东西称之为社会毒素,它毒害的归根结底就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对他人的信任感,由此而导致信任风险。对他人的信任感在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熟人的圈子里头;传统的一套价值观、道德行为标准都是为此而设,没有哪一个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几乎不存在,如果出现的话,那也实际上就是潜在的敌人,或至少是完全不能够信任的人。人们从小学到的便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人生智慧,对陌生人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我们的社会发展到越来越高度流动、开放,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和陌生人打交道,原先的这套价值观和道德行为标准就明显不适用了。按理说,在整个过程中应该逐步发展起“社会信任”这个新的概念,即对于制度、对于专家、对于陌生人的普遍性信任。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很痛苦,但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冲击道德底线的社会现象(例如我研究过的做好事被讹现象和有毒食品现象),它们恰恰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够相信陌生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要以什么方式,通过怎样的努力来克服这一点,这是中国社会能否顺利地实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说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同时存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比如第一个层次,当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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